“法学会服务法治实践的新模式”系列报道之六｜基层社会治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大有
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党组、常务副会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委员黄光华为自治区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颁发聘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供图
党的以来，习总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
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学术团体，中国法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坚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责任担当，主动推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服务地方工作大局，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成为联系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开启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从2019年广西梧州试行到2022年面向全国推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通过参与处理重大案件事件，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效果、社会效果，得到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党组、常务副会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委员黄光华是当地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设计者”之一。他表示，我们率先推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是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的重要抓手，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是贯彻落实中国法学会部署要求的行动自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创新，也是化解矛盾风险的有效良方。
他认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之所以建得起、用得上、推得开，是因为顺应地方党委政府需要、人民群众需求，让法治人才有舞台，让社会治理更有效。
林孝新是梧州市委政法委委员、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操刀者”。他提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至少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深入践行了习法治思想。梧州市先试先行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党委政法委维稳等中心工作的定位，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法治思想。
二是探索了基层法学会作用发挥渠道。广西市县两级法学会的组织、编制、人员、经费等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县法学会的作用，是目前亟须突破的现实问题。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紧紧围绕两个中心（党委政府与党委政法委）工作，在当地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党委政法委的有力支持下、上级法学会的精心指导下，有效组织和发挥了广学会会员的积极性，做到了在服务大局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上精准发力。
三是体现了为党委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在为梧州市重大事项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重大矛盾调处、化解重大信访积案以及重大公共风险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专业指导重大项目快速上马、快捷稳妥解决职工欠薪重大涉稳案件等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效果和社会效果。
作为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多年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总编辑黄文艺表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是中国法学会和地方各级法学会依托法学法律专家库，为广学法律专家搭建的参与重大公共决策论证、重大风险防控、重大矛盾纠纷调处、重大信访积案化解的法治实践平台。他谈到，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角度，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至少可以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思想库”作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开展攻关，形成有价值、高水平的研究报告，报送给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将专家智力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二是基层社会治理决策的“智囊团”作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接受有关单位委托或主动参与有关单位决策，就决策事项组织进行调查、取证、研判，与有关单位会商出具法律咨询意见，推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三是基层重大矛盾化解的“攻坚队”作用。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对基层长期难以解决的“信访积案”“骨头案件”开展专家把脉、集中会诊，提供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强的解决方案。
四是基层法治宣传教育的“生力军”作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报告会、宣讲会、座谈会，讲好法治故事、弘扬法治精神，做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宣传队。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工作试行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中国法学会及地方法学会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无疑是要总结经验，补短板、出新招，促进尽快完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为下一步更好推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夯实基础，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2022年8月10日，广西梧州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成员梁晟，带队前往六堡镇黑石村现场调处茶企与村民林地界址纠纷。梧州市法学会供图
一是完善管理制度。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是一种新的法律职业称号和制度。按照法治工作队伍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总要求，健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的推荐遴选、权利义务、工作流程、培训、考核评价、退出等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管理制度。
二是完善激励机制。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健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表彰奖励制度，对勤勉尽责、表现优异、贡献突出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给予表彰，推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所在单位将法律咨询工作纳入绩效考评、评先评优、人才推荐等指标体系。
三是完善经费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工作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以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形式予以保障，用于解决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的调研、办公、报酬等经费开支。
在两年多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试行过程中，林孝新深感有两个问题直接影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
一是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定位有待进一步清晰。在实践中，还需要通过探索，逐步厘清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与政府法律顾问、“三官（法官、检察官、警官）一律（律师）”、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其他机关开展的公共法律服务界限。
“有的时候，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提出的意见跟现有的政府法律顾问提出的意见不一致，这让当地党委政府感到很为难。”林孝新表示。
二是相关配套措施有待进一步规范。比如健全完善专家选拔制度、健全完善专家报酬制度等，以保证支持经费供给。
“待遇跟不上，就很难吸引专业的人才进来，就很难体现出法学会法律专业化、独立性的特色，影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作用的发挥。”林孝新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环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是摆在中国法学会及地方法学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黄文艺认为，中国法学会及地方法学会未来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才能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最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是选优配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要做好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推荐遴选工作，选出一批素质好、行业声望高、专业能力强、服务经验丰富的法学法律专家，确保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能够发挥好攻坚克难的作用。
二是推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下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主阵地，也是法学法律专家资源稀缺的治理空间。要引导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深入基层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切实为基层社会治理办实事、解难题。
三是推动法学会力量资源整合。近年来，各地法学会在基层建有“法律服务社”“法律顾问站”“调解中心”“法律诊所”等法治服务平台。要统筹安排好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和基层法治服务平台的工作，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衔接的良好格局，充分发挥好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的龙头作用。
林孝新则表示：“不要寄希望于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把它做成精品，起到一个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更好一点。”
对于如何把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打造成精品，他从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实践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人选必须把好关。必须是当地行业内的精英，而且他的职业形象一定要良好，才能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第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必须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法委的有力领导，通过整合现有的零散的分布于各政法部门的一些有特色做法，让政法委依托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把该制度作为一个抓手，去统筹协调现有资源，比如说“三官一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等等，这样既可以通过党委政法委去指导、去协调，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解决单一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也通过整合，有效地解决了基层一项工作对应多个部门的困境问题。现在地市一级和基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法治化。它可以通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这个桥梁纽带作用，去解决一些典型的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例来带动一些常规的问题通过法治的方式得以解决。
党的二十大报告绘就法治中国建设宏伟蓝图，为法学会更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和团结广学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我们期待，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能发挥好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的龙头作用，在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中展现出新作为。